答青粤问

这个月中，有署名谢青粤的读者对拙文《得姓始祖》等数篇文章进行批判与责问，今试图回应诸位兄弟的疑惑，纯属个人之见解。
谢青粤和谢清源两位宗长在《谢姓〈得姓始祖〉一文问题综论》中，对《得姓始祖》进行数个方面的批判与责问，铿锵之声如青石回响，震耳激荡。
一，对文中“谢”字的批判。 拙文中对“谢”的解释只释本义，即辞去之义。原意是（身＋矢），弓身引箭而出之义，也就是射箭而去，即辞去。后来（身＋矢），转为异体字“射”。笔者在对“谢”释其本义后，引义到“谢”可能与“书写记录”有关，跟古代金石刀刻记录的“丰＋刀“（即契）有一定的联系，当然，这个是个人的见解，字典上没有这样的解释，所以被两会宗长斥为“俗文字学”的范畴，属于个人文学联想，不符合常识性的释义。对两位宗长的批判，我个人虚心接受，两位宗长的玉音犹在近耳，致以谢意。
二，对否定“任姓谢氏”为谢氏得姓来源的批判。 笔者在《得姓始祖》一文中坚决否定“任姓谢氏”为谢姓得姓的来源，原因是上古时代黄帝时期无赐姓命氏一说，史学界的共识是周代是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开端，周之前无此一说，故否定谢姓始祖来源于传说中黄帝的时期的“任姓谢氏”。不知何故，两位宗长斥责笔者“任姓谢氏为无稽之谈”，特别用红色字加以醒目标注。拙文《得姓始祖》没有这样的原话语，更无这样的意思表达。任姓谢氏是客观存在，但归于谢氏得姓来源没有根据，而不是两位宗长所斥责的“无稽之谈”。看来两位宗长把“任姓谢氏”与“任姓谢氏为得姓始祖”的表达理解错了，或者说是故意为之，试图混淆原文本意。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十分把握理解清楚原文意思，可摘引核心部分出来再以评判，让读者有比较。
两位宗长为批判笔者的“歪理邪说”，特别列出了三种文献记录佐证，分别是《国语.晋语四》、《世本》和《潜夫论》有记录谢姓出自任姓，为黄帝系所出。《国语》记录春秋战国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和越八国口传之语，故称《国语》，司马迁称为左丘明所作，应该误，因为文中记录有一些左丘明之身后事，故不太可能为左丘明一人所作，可能是各国史官材料汇集而成，是后人整理成册，有学者怀疑是汉代人托作。因为内容杂乱，章法全无，荒诞记录频出，被唐韩愈斥为“不顾事实”，故不可全信。 《世本》，又称《系本》，主要记录诸侯世系起源的文献汇集，世，即世系，本即起源根本，故称《世本》，其成书在西汉中后期，大部分学者称为刘向所辑，共十五篇，原文全部失佚。后有多位学者根据历代史册注引收辑成集，特别是清代有十几个版本，各有侧重收录。1957年，商务印书馆收录八人辑录本，称《世本八种》。书中记录从上古时代黄帝至汉初事，因原文失佚，只能靠后人辑录成本，记录上古时代佚事很多，各个版本侧重也不同，自相矛盾颇多，故不可足信。清人辑本宣称巜世本》为先秦时代文献，但是《史记》没有注引过《世本》，意外的是《世本》和《史记》在记录上古时代世系有些惊人的一致，让众多学者搞不懂到底是《世本》抄袭《史记》，还是司马迁抄袭《世本》的内容，至今成为一笔糊涂帐，众说纷纭。显然，很多人被清代学者蒙骗了。乔志忠教授等人称将《世本》误判为先秦文献是一种“教训”，众多学者不应如此草率。《世本》记录黄帝十几世，跨越两三千年，平均每人存活两三百岁，荒谬不已。还有炎帝和黄帝相互赐姓，成为笑话。记录楚国世系，跟近代楚国大墓发掘出来的记录完全对不上，特别是殷商出土的金文记录与《世本》（包括《史记》有很大出入，而且商代之前的记录过于荒谬，可归于神话传说，目前证据不足可以支撑其论。 《潜夫论》为东汉学者王符著，因王符归隐于野不出仕著论述，故自称《潜夫论》。《潜夫论》一些史事不见于《左传》和《史记》等史册，可作为史事补充，这是值得肯定之处，但《潜夫论.卷九.志氏姓篇》抄录《国语》和《世本》内容，仙化和神话记录过多，可判不可靠，理由如上述所言。 由此可见，两位宗长列举的文献，并非正史所出，而是杂家所说，甚至有的是后人混乱辑录而成，有关姓氏篇气出一孔，成孤证，不可采信，此乃其一。这三份文献，均指任姓谢氏，任姓谢氏为远古氏族部落，无建邦立国之记录，也无任姓更改为谢姓任何关联史料佐证，此乃其二。历代谢氏族谱记录，均不载任姓禹阳为谢氏得姓始祖的记录，此乃其三。两位宗长在批驳“申伯得姓说”时，承认《诗经.大雅.崇高》的记录，但拒绝申伯改谢一说，理由是没有发现有直接文字记录申伯改姓，真是滑稽得很，有一点现代版“我爸如何证明是我爸”的笑话。凡是大概学习和了解过周代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都基本能懂得“以邑为氏”的受氏制度，然后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转为姓的基本历史演进而定下来，是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极端改变。两位宗长还举列了南申国出土文物来证明申伯没有改为谢，原因是出土器物没有明文标注。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明知是南申国遗物，只能证明南申国的确存在，证明《诗经》所记录不虚。我看过这些出土文物的简报，学者和考古界都没有表述这些南申国出土遗物证明改谢氏之说，怎么两位宗长神奇地联想到刻录这些出土文物是为了改谢，那时正是南申国存续期，而不是失爵亡国后，当然不存在所谓的当时改姓一说。
三，对解读《礼记》的误解。 两位宗长斥笔者“姓”与“氏”不分，混为一谈，恰恰相反，是两位宗长言过其实。众所周知，赐姓与命氏，是周代才出现的，原始社会的黄帝时期怎么会有姓氏之分呢，只不过是是后人史家用当代的表述用语以当代人的想法套用在原始社会居民身上，便于区别与记录，所以，严格来说，周代之前，根本没有姓氏的概念，只有标记的符号，因为有文字记录的开端是从商周起，纪年记录不断和文字实录的也是从周代开始，有甲骨文和金文为证，这也是文明的开端，之前的时代可视为野蛮的原始社会。所以炎黄时期只是一些史书上记录的传说，并非信史，很多追溯到那个时候简直是天马行空，无根无据。“赐姓命氏”，是西周开始的，随着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建立与推行，“姓与氏”的讲法才进入历史时期。在两位宗长解读《礼记》记录“别子为祖 继别为宗”的又犯原则性失误，对原文的理解出现很大的问题。“五世则迁”，是指小宗经过五代后可以改变自己小宗的身份，即成为该支的大宗。＂百世不迁”，是指大宗永远不会变更，永远被“别子”尊为大宗，所以这里的“迁”是指大小宗庙，而不是“改姓”。原文首段解释这个＂宗”有专门释义，指宗庙，当时是考虑有些读者可能会理解错意，专门作了一番解释，看到两位宗长的批判，居然认为“别宗”是“改姓，还举周公的鲁国姓姬为例，果然所虑不虚。所谓的“改姜为谢”或“改任为谢”，是表达失爵除国后的姓氏演变最后的结果，并非过程，因为过程我们不清楚，但改为谢姓是明确的。平民和奴隶当然是没有姓氏，但文中已经表述以申伯的名义下更改，因为申伯是受爵于谢，无论是姜姓也好，任姓也好，都归于申伯这个国君名下的，有些平民和奴隶身上都有记号的，逃到哪里都视为国君所有，起支配权，视为一种财产。两位宗长没有认真阅读原文，白纸黑字俱在，轻易下如此偏离原文大意的结论，实在不应该。
四，对“五等爵位”划分的批判。 两位宗长对本文中的叙述“西周初期只有侯爵和男爵，周中期才出现伯、子爵”进行严厉批判，认为是笔者臆造历史，胡说八道，与他们认知的历史不符。众所周知，学者与史界的共识是周初，武王之前因周先人在殷商西部活动，帮助殷商守护西部安全，被封为斥侯，称西伯。西伯取得身份后，在殷商西部实行脅田制，把广大平民和奴隶组织起来耕种，土地越积越多，成为最有实力的的部落集团，有“天下三分有其二”的趋势。所以学界把周初这种以脅田制的形式侵蚀殷商利益的方法视为周代五等爵位划分最初的雏形，即西伯侯与男爵。也因为如此，所以史学界把武王之前的周人先祖称为“先公”，而不是“王”，因为当时周朝还没有正式成立，直到周人牧野之战击败商纣王后才得到史学界的承认。武王取得胜利后，把战败的商人迁到朝歌，派蔡叔、管叔和霍叔（史称三监）对殷商遗族进行管制与监视，这是西周初的形势，还没有分封制与宗法制的说法。后来，三监叛乱，周公旦率军镇压，降服蔡叔、管叔和蔡叔，同时周成王分封天下，把姫姓王族封于各地，把异姓的功勋也进行受爵分封，其中来自姜姓的吕尚被封于齐，这时伯爵、子爵才出现在分封的等级制度内。同时，周公旦还确立宗法制，以嫡长子为大宗继承人，其余别子外迁受封。周代存续近八百年，前三百年属于分封制和宗法制雏形期，后两百多年裂为东周王室和西周公，也就是现在常说的春秋战国时期，中间两百多年才是周朝的完整和成熟时期，可见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形成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并非一下子就实施并完善起来的。周先王时期也不是全部以嫡长子传位的，周公旦封其长子到鲁国，以其次子袭周公的公爵。这就是西周初的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大概情况，并非笔者臆造，可以参见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刘华泽等十数位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国古代史》第56页至第75页，把分封制与宗法制讲得一清二楚，先后顺序也交待明白。两位宗长斥笔者对先秦姓氏制度是根本性的无知，不知他们挑战《中国古代史》所叙述的内容是否再有信心，这些可是近代学界和史界所取得的共识，以白纸黑字公之于众。
四，为了否定“申伯得姓说”，除了对拙作《得姓始祖》断章取义，曲意解读外，还对先贤的著作实行贬损，随意误解。例如宣称谢灵运的《撰征赋》属于文学作品，不能算“信史”，特别是有关姜姓和申伯的，坚决否认。南朝齐王俭著《姓谱》记录谢姓出自炎帝之胤，申伯受封于谢，两位宗长认为这是王俭受到谢灵运的影响而记录的，由“可能”变成“应然”。两位宗长把汉晋时代先贤的研究学说和著作看成是猜测的可能，变成应该是这样子。然后质疑隋唐出土的墓志记录为“分胄申伯”是溢出先前固有认识，属于不合理的范围，暗示先祖智商有问题，怎么随便在墓志上记录谢姓出自申伯封于谢呢？再论到宋人“纠正”这种“申伯得姓说”一时不成功，有点失望，因为无法撼动汉晋隋唐的“错误认识”，无奈“申伯得姓说”继续得到宗族的认可，“独成一尊”。这种自大的认识既不提供证据来驳斥先人著作的不实，也不解释来源与成因，只靠一种武断的下定论，臆测谢氏得姓于申伯是汉代之后层叠累积的假说，这种不负责任的歪曲理解纯属无理取闹，无情无理，无根无据。
五，两位宗长最后的结论是《得姓始祖》一文为“申伯得姓论”提供不合理的假说，属于后人强势附会而来，先秦文献无明文佐证，所以归根到底认为“谢姓的源头就是一个：上古任姓古谢国（黄帝－一任姓系统）是目前有文献依据的最早起源”。这样的话，两位宗长彻底否定了历代谢氏族谱记录的申伯封于谢，以邑为氏的自汉代以来全宗族认可的记录，可谓胆子够大，歪门斜说横空出世。一般来说，自立门派，追祖溯源，应该有过硬的证据才能纠正族谱上的记录，可是两位宗长粗暴地认为靠不知何人所作的《世本》、《国语》及依葫芦画瓢的《潜夫论.氏姓志》就能作为一宗族之得姓由来的“确切证据”，还信誓旦旦地宣称“先秦文献”，真是滑稽之说。嚣张到这种地步，至少有族谱支撑这种改玄之说才行，一点谱都没有，更不用说“靠谱”了，可见纯属哗众取宠，妄想怪论之谈，可以休矣！所谓的任姓古谢国，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没有史料证明这个禹阳所出的邦国存在，西周分封之前为部落氏族，何来建邦立国之说？这个任姓谢氏部落到周代时已经微小不显，其采邑地被南申国所拥有，申伯成为谢邑新的主宰，改庭换面。直至申伯失爵，谢邑之贵族以邑为氏，其民随之，一直到秦汉姓氏合流后，方有今天之谢姓，这也是历代族谱记载申伯为谢氏得姓始祖的由来。
有些明清时期的族谱记录可能存在攀龙附凤之说，甚至有假冒存在，但轻易的彻底否定，是不科学的，需要认真甄别。对不符合己意的，肆意排斥，更不可取，应该理性地看待。诗、词、赋，是古代文学体裁，虽然都属于文学创作范畴，但古人以诗词赋纪事，并不少见，有些还收录于个人文集，传于后世，不能轻易否定其真实性。《诗径》也算是文学创作范畴，难道不认可它的真实性，为何到了谢灵运的《撰征赋》就有问题了？这种由自己喜好评判的读书态度，也不可取，因为既不公正，又不合理。谢姓来源有很多支派，并不是强行划归一系，但得姓始祖只有一个，只能独尊最先受姓的那一个，是历史演变和姓氏合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和曲折。如果实在想不通，建议先读下《中国古代史》和《虢国研究》，对了解周代分封制和宗法制有一定认识，否则全靠自己臆想与猜测，很容易偏离原意。值得一提的是，《虢国研究》是一部很优秀的研究虢国的学术著作，对周代分封制和宗法制有精彩的论述，虢国也有西虢、北虢、东虢之分，阅读此著，可解诸君众多疑惑，远胜鄙人这里啰嗦的解释。

参考资料：
1，《中国古代史》刘泽华等编著 人民出 版社 1979年7月第1版
2，《虢国研究》梁宁森 郑建英 著 河南 人民出版社 2007年6月第1版
3，《世本》 宋衷 注 张澍粹 集补 商务印书馆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4，《国语》 （汉）韦昭 注 明洁 辑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1版
5，《潜夫论）（汉）王符 著 （清）王继培 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4月第1版

附： 谢姓《得姓始祖》一文的综合问题